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自1943年建成，直到1945年被解放，在这里关押的战俘人数每年都会有变化，最多的时候曾经关押过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法国6个国家，2000多名战俘，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57岁，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不愿提及的岁月，那就是在奉天战俘营中的悲惨遭遇。 

正像乔纳森·温莱特将军回忆的那样：“在漫长的被俘生活中，我不只一次在想，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样的惨无人道？”在当时，日本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不仅在战俘的衣食住行及精神上进行残暴的虐待，而且还强迫战俘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温莱特是这里关押过的高级盟军战俘中最耀眼的一位，曾担任菲律宾的美军最高指挥官，先后被关押在菲律宾、台湾、沈阳的6个战俘营。在被俘的三年里，即便他级别最高，也是难逃噩运，同样要忍受饥饿和毒打，遭到侮辱和欺凌。

艾德蒙·杰米森自从被关押在战俘营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他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由于当时战俘营食品供给不足，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他几乎双目失明，直到回国以后，在得到了系统治疗后，才得以康复。

    277号战俘欧文·约翰逊每到一个新的战俘营就要更换一次号码牌，他把这些都完好的保留了下来。552号战俘更是将这些编号做为自己的手机尾号或者汽车车牌号来使用，对于他们而言，这些都代表着特殊的经历和意义。

在战俘营里唯一可以做的只有服从命令，如果稍有反抗就一定会遭到日军的各种惩罚，轻则挨打，重则单独禁闭，他们想尽办法，使用各种手段来体罚侮辱战俘。

战俘们每天都在承受着寒冷、饥饿、疾病和毒打的侵袭，因此大批战俘死亡。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派出一组医疗队来调查战俘死亡的原因，还多次对战俘的尸体进行解剖。这支神秘的医疗队就是骇人听闻的魔鬼部队——731。他们给战俘注射各种疫苗，次数之多，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耐受性，许多战俘因此而死亡，即便活下来也落下终生的病症。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间，先后有248名战俘在这里相继死亡。仅1942年底到1943年春，战俘的死亡率就已多达16%。日本战败以后，这些客死在异国他乡的战俘们都被查明身份，并将骨灰全部送往了各自的国家公墓进行永久的安葬。

为了摆脱日军残酷的虐待，战俘们通过各种形式与日军进行着反抗和斗争，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计划如何逃跑。1943年6月23日，三名美军战俘经过精心的准备，成功逃出了战俘营。但由于他们的面孔太与众不同，逃跑了十多天就被抓了回来并且施以酷刑，最终在所有战俘面前日军对他们执行了枪决。这件事给其他战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希望，放弃斗争，为了有一天能够早日回家，每天锻炼身体来增强抵抗力。此外，消极怠工，故意破坏也是他们反抗的手段。在这期间，盟军战俘与中国工友相互交流、帮助、合作，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年3名战俘逃跑时，就是23岁的高德纯帮助他们得到了一张东三省地图，逃跑失败后，年轻的高德纯被日军严刑拷打，并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被判入狱10年。

无私帮助过战俘们的中国工友还有很多，如今的李立水老人，今年已有91岁的高龄，是目前唯一一位了解战俘营过去的见证人。当年他是MKK的小学徒工，一天，他从菜车里偷出了两根黄瓜扔给了非常饥饿的266号战俘尼尔·加格里阿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尼尔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段让他记忆犹新的经历，一直让他对曾给予他两根黄瓜的中国工友怀着感激之情，也正是中国工友的善良和勇气，使两根黄瓜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佳话流传至今。2005年美国政府向李立水老人颁发的表扬证书。在那么艰难的岁月里，是中国工友冒着生命危险，给予了战俘们最大程度的帮助，尽管语言不通，但共同的仇恨与苦难使战俘和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特殊的情感，是战俘们永远难忘和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