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谋侵华，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便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早在1868年，刚刚上台的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就颁布宸翰宣称： “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与此同时，日本极力贯彻“国民皆兵主义”，从小就对日本儿童实施军国主义教育。日本内阁首相山县 有朋，于1890年首次提出所谓“利益线”理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主张出兵侵略中国和朝鲜。他的这一理论，在日本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起到了特殊 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1894年7月，日军不宣而战，突然袭击运载中国士兵的英商轮“高升号”，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黄海大战中英勇献 身。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条约中，日本要求割占辽东半岛，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联合干 涉，清朝政府又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将辽东半岛赎回。但日本却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

日本在东北的不断扩张引起沙俄的强烈不满，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霸权，于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 立”，将辽河以东划为日俄两国的交战区。日俄战争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在美国的调解下，日俄双方签 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沙俄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南满铁路及相关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在南满地区的侵略势力，在东北陆续建立起一系列的侵略机构，主要有设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设在沈阳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还有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四大机构被称为满洲的“四头政治”，它们互相勾结，成为日本侵略东北 的得力工具。

1926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的金融恐慌，日本的经济危机使国内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法西斯势力也乘机迅速崛起。为了转嫁经济危 机，1927年，日本法西斯代表、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并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结束后，田中将会议决定的方针和政策拟成一份秘密文件，奏 呈日本天皇，宣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将侵略的矛头直指中国东北。

当时的东北在辛亥革命后，奉系首领张作霖逐渐取得了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随着势力不断壮大，张作霖不甘心受日本人的摆布，日张关系逐步恶化，日本人决心铲除张作霖，由此，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后，其子张学良及时赶回东北稳住了政局，从而避免和挫败了日本趁机挑起事端，发动武装入侵的企图。1928年12月， 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为彻底摆脱日本的控制，毅然宣布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东北易帜。张学良在主政东北后，首先枪毙了阻挠东北易帜的实力派人物—— 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史称“杨常事件”。其次，张学良在东北大力推行“东北新建设”，努力发展铁路交通，加速开发葫芦岛港，扶植 民族经济，推进东北近代化进程。

就在张学良励精图治，准备与日军相抗衡的时候，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带领10万东北军精锐部队入关拥蒋。由此造成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以可乘之机。

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寻找入侵借口，首先在吉林挑起了万宝山事件。1931年5月，汉奸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私自将万宝山地区的土地转租给朝鲜 人，在未取得当地中国农民同意的情况下，竟擅自开凿一条引伊通河水渠坝工程，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民的耕地，由此引发中朝农民发生激烈冲突。日军不仅借此出兵 干涉，还极力在朝鲜制造排华风潮。正在万宝山事件的交涉过程中，1931年6月又爆发了中村事件。两名伪装的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在东北 边境进行军事侦察，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日本人以此为借口，以保护日本侨 民为名，开始大规模地向东北调兵遣将。中村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索。

为侵占东北，日本人多次以参谋旅行的名义到中国东北侦察地形，并从国内运来两门口径为24厘米的榴弹炮，装置在沈阳守备队营区内，一门指向东塔机场；另一门指向北大营。此时，东北已经是战云密布，侵华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