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杰
“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屈服的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指引下，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成为最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武装抗战的队伍。虽然1932年末在日伪军强大兵力的“讨伐”下瓦解失败，但为我党领导东北抗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党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为此，积极为创建武装力量而努力。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就初步提出在日本军队还未占领的区域（如北满等）“进行游击战争”、“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1等思想，虽然未确切提出建立游击队的方针，却有着在未占领区域建立革命武装的策略思想。10月12日，中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确切地提出建立游击队的思想，指出“组织游击战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游击队本身在政治上、军事上、阶级成分上的巩固，更要计划到领导游击队干部的分配训练，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游击队作群众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作游击队的基础，游击队与群众斗争配合起来，这样才能开展游击区域与加强扩大游击队”。
满洲省委积极响应中央指示，在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与冬荒斗争大纲中，号召群众“以各式各样的武装（铜炮、大刀、梭镖）来武装自己，这样来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指示“巴彦应以目前党领导的队伍为基础，创造游击队”，“汤原以现成立的游击队立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开始游击运动”，“南满以磐石的游击队与自卫军第X路为基础创立一师，东满以目前的游击队，松花江以巴彦、汤原的武装组织为基础创立红军第一师的基本武装。”
1931年末，满洲省委迁至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相对薄弱、人民斗争相对活跃的哈尔滨，重新组建了省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何成湘，军委书记先后由杨林、周保中等担任。省委重组后将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当作中心任务。
1932年2月20日，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游击队的扩大发展必须要“同时注意组织的健全和成份的改善，以及加紧游击队政治军事的教育工作，特别要建立游击队中党的坚强的领导”，4这为各地组建游击队、加强游击队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1932年3月，在满洲省委常委会议上，罗登贤同周保中、杨林等常委学习并讨论了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的任务》，肯定创建游击队决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指出只有在群众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同时党以此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才能最终实现抗日救国。
为了更好地发动游击战争，3月31日，省委常委通过《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确定在“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防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5的策略方针，并且要求地方党部切实执行。4月22日，满洲省委委员何成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满洲农民运动的特点，即农民群众都卷入了反日战争的浪潮中，组织义勇军进行着英勇的反日斗争，因此在东北客观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满洲省委目前最实际的战斗任务是“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6，建立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思想确定下来。
省委为指导各地工作，经常派干部到各地去巡视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将应注意的问题报告中央。杨林、杨靖宇被派到南满，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冯仲云到汤原工作。他们及时向中央报告各地的工作情况及所遇到的问题。如东满的巡视员认为“游击队本身的组织和他的觉悟程度，已有长足的进步”，7但游击队中还存在着保守观念、上山倾向主义等错误。省委得知后，特意召开讨论东满斗争情况的会议，指出游击队中许多脱离群众的做法必须加以克服，重新确定了工作方针。经过党组织及广大群众的不懈努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下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
抗日游击队是满洲省委及地方党组织根据当地群众抗日斗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经过不断尝试，以不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第一种方式是团结、收拢义勇军余部，经过改造，成为游击队的核心队伍。在南满的海龙地区，包景华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在1932年末辽宁民众自卫军纷纷溃败时，第九路军也面临着瓦解的边缘。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王仁斋、刘山春等以九路军余部为基础，组建海龙游击队坚持抗战；在吉东地区，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丁超的护路军抗日活动十分活跃。1932年秋，在日伪的残酷军事打击下，自卫军、国民救国军、护路军等队伍瓦解。为继续坚持抗战，李延禄、孟泾清等人按照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以救国军的补充一团和二团三营为基础，成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抗日队伍。在游击队屡屡受敌攻击、内部发生动摇之时，宁安县委派团县委书记李光林为队伍指明方向，即联络、收拢救国军散落部队，组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这样，李延禄联合王毓峰等救国军余部共800余人成立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政治委员孟泾清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已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第二种方式是派党员干部打进队伍内部，将队伍拉出来重新组建游击队。如珠河游击队的创建。赵尚志领导巴彦游击队失败后，仍继续为创建游击队而努力。他以同乡的身份来到哈东一带有影响力的孙朝阳部队，不久被提升为参谋长。县委又指示李启东等同志到孙朝阳部队，与赵共同开展工作。虽然孙朝阳部抗战态度坚决，但在作战中暴露出思想上的许多弱点，如土匪惯有的抢掠发财等，因此经常被打败，队伍零散，军心不稳。赵尚志与李启东产生拉出基本骨干另建队伍的思想，但没被珠河县委批准。后来，因孙朝阳受敌特挑唆，欲杀害赵尚志时，赵才不得已拉出队伍中的共产党员13人，重新组建队伍，这是北满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基础。省委和县委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指导协助组建抗日武装。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中东路南的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游击队成立后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争，成为反日斗争中的坚实队伍。
第三种方式是到广大农村直接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杨靖宇领导的南满磐石游击队、北满冯仲云的汤原游击队、东满金日成的安图游击队、珲春游击队等大多数游击队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组建起来的。
直接创建队伍面临着没有武器装备等困难，所以不少队伍的创建是党团员通过夺取敌人的武器开始的。在东满的汪清县，1932年初，中共汪清县委就组织党团员开展夺枪斗争，8名党团员化装成伪军，在大坎子公安局巧妙地夺取了7支步枪和一批子弹。后来他们到小汪清沟，挖出了过去朝鲜独立军部队埋起来的一批枪支和子弹，以此装备为基础，成立了汪清抗日游击队8。后来与汪清的别动队、安图游击队合并，并吸收了一部分转移到汪清的宁安游击队队员，正式成立了汪清抗日游击大队，队伍达到了90多人，枪支80多支。在延吉县创建游击队也是从夺枪开始的。1932年4月，中共延吉县委组织的赤卫队、突击队以仅有的2支步枪和1支手枪，袭击了苇子沟反动地主孟家大院，夺取了8支步枪。然后又袭击了春兴巡政局，获7支长枪，缴获依兰沟亲日地主8支长枪。这时，古城子、三道湾等地的赤卫队员也积极开展夺取武装的斗争，王隅沟建立了游击队，海兰区也建立了花莲里游击队。这些小队伍在1932年9月正式成立延吉抗日游击大队，在反日山林队“长江好”中工作的王德泰受延吉县委指示，拉出一支20余人的队伍也加入到延吉游击大队，使游击队伍迅速扩大。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区，党组织组建了海龙、密山、绥宁、饶河、巴彦、汤原、磐石、安图、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队伍虽然还很弱小，但在义勇军瓦解失败后，在东北人民处在国破家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举起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大旗，指出了东北人民如何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确实给东北人民以无限的鼓舞。
党直接领导下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并非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建立的，而是经过了种种挫折与失败，通过汲取经验与教训，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在同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党员干部经受住了严峻考验，队伍几经磨难终于发展起来，南满游击队便是如此。1932年6月4日，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和磐石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30余人的“磐石义勇军”。由于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左”倾错误方针，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使这支队伍经常遭到地主武装和山林队的联合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磐石中心县委为了避免与其他反日武装发生冲突，决定暂时与抗日绿林武装“常占队”合并，对外统称“常占队”。这种游击队发展的正确路线不久便被中共中央的“北方会议”精神所取代。磐石中心县委为执行决议，将抗日队伍从“常占队”中分离出来，开展土地革命，创造磐石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这使游击队再次遭到挫折。省委为指导南满地区的游击战争，1932年11月派杨靖宇到南满。他总结了前一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统一思想，整顿队伍，把游击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杰民为总队长。然而在杨离开后，游击队又遭到了反动地主的袭击，总队长孟杰民、政委初向臣、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等主要干部相继牺牲。杨靖宇等干部及时召开会议，再次总结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重建游击队的领导机构，由杨靖宇为政委。至此，这支队伍在人民大力支援下，运用灵活战术，顽强地坚持下来。
然而一些游击队虽经各种努力，因斗争经验不足，还是归于失败，如北满的巴彦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等。以巴彦游击队为例，1932年5月，共产党员张甲洲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后，回到家乡巴彦组织了一支200余人的“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这支队伍由于没有开展地方工作，没有群众组织配合，队伍发展迟缓。为帮助这支队伍快速发展起来，1932年6月末，满洲省委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及夏尚志等人来到这支队伍。赵尚志建议队伍进行整顿、改善军民关系、严明纪律等，这些主张都被张甲洲采纳，得以实施，赵成为队伍的参谋长。队伍收编了一些绿林武装，及时识破了企图搞分裂活动的“绿林好”等小队伍的阴谋活动，队伍达到了700余人。在“北方会议”召开后，省委指示赵尚志把巴彦游击队改编为红军，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开辟松花江西北地区的游击区。由于执行此种错误方针，“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击地主，把浮财都分光。党员领导的大队，能把地主的浮财特别是粮食分给贫苦的农民。‘绿林好’的部队把得到的地主浮财都窃为私有，头头分的多，也分给战士一些。从执行这个错误政策开始，部队就产生了分化。”9赵尚志同省委派去的吴福海有矛盾，对队伍的活动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队伍思想极为混乱。赵尚志带着队伍准备到铁力一带去建立游击根据地，在队伍东进时，又违背民族政策，因缴鄂伦春人武器，而遭到他们的连续追击，部队被打散。巴彦游击队虽然发展到了很大规模，还是归于失败。
游击队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游击队的组建中，党组织主张游击战争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不利于团结豪绅地主共同抗日。如满洲省委批评磐石中心县委没有更好地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秋收斗争，“夺取豪绅地主的武装表现犹豫与动摇”，没有“彻底摧毁地主豪绅在乡村的统治”10等。东满延吉、和龙、珲春等地发动了秋收斗争，南满磐石党组织领导过几百农民到地主家里将余粮完全吃尽。这种侵犯中小地主利益的做法，致使游击队不仅要同日伪军作战，而且还要受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地，磐石、巴彦等许多游击队都有此惨痛的教训。
党在组建游击队的过程中，急于扩大队伍，对一些旧式军队未加改造便急于收编。满洲省委对于旧军队和土匪拉起的队伍，缺乏正确的争取改造的方法。通过几次血的教训也认识到必须“正确的进行胡匪的工作”、“纠正目前与胡匪对立的现象”11，但对他们缺乏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不能将其真正地融入游击队伍里。汤原游击队第二次失败的教训便是一个例证。游击队再次组建后，吸收了一些小股绿林武装，其中有于九江和“老来好”两支队伍。由于于九江是旧军人出身，恶习不改，屡犯纪律，引起民愤。但游击队的党组织没有对其进行良好的说服教育，而是将其处死。这使得“老来好”队伍极为不满，认为游击队并未真正接纳他们，于是在1932年6月串通于九江的部下把党代表王永江杀害，然后拉走了所属部队及于九江部下，游击队再次遭到破坏。
此外，在游击队中干部、人才短缺，像杨靖宇那样有谋略的干部极少，以致在杨靖宇走后，部队缺少领导核心，队伍发生分化，这些不足在抗日斗争中逐渐地暴露出来。
但抗日游击队毕竟属于初创时期，一些失误在所难免。在游击队的创建过程中，党将斗争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屠杀东北民众的现实，分析了东北的特殊情况，认为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反动统治下，东北党组织力量很薄弱，故不应该在城市中开展罢工、罢课等斗争来过分地暴露自己，党组织只有深入远离敌人统治的广大农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发展壮大。这样，广大党团员深入农村，创建了磐石、海龙、巴彦等许多抗日游击队。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省委多次组织城市武装暴动等，使之过分地在敌人面前暴露，党组织遭到破坏。以此为教训，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经验，很快纠正了错误，重新确定了深入农村，在敌人薄弱地带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才使东北武装抗日出现了新局面。
游击队能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联合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在东北抗战初期，未能有效地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战。实践证明，面对凶恶的侵略者，只有联合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共同作战，才能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更重要的是，党创建游击队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基础。主要是联合分散的、各自为战的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同时也号召被压迫民族共同抗日。在游击队的组建、发展过程中，党逐渐放弃了关门主义思想，团结各种队伍共同对敌，这是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如南满地区的游击队与绿林武装“常占队”合编；饶河游击队加入高禹山的救国军；东满延边各县游击队，由过去的民族歧视、对立，转变为民族团结合作，他们与救国军和各种反日山林队相互支持等，这为以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满洲省委还号召被压迫民族共同抗日。中韩两国唇齿相依，韩(朝)族成为主要联合作战对象。省委于1932年9月就明确指出“中韩无产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中韩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满洲与韩国才能独立，中韩民族才能得到解放”12，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的思想。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在两族聚居的吉东、南满、北满等地区出现了由他们共同组建的游击队，他们在共同作战中加深了友谊。
党在游击队发展过程中重视队伍的内部建设，如健全党的领导、重视提高队员的素质等，这也是队伍能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省委通过开办教导队来训练游击队队员，对每个队员进行政治军事的教育，严肃军纪，清除队伍中过分的民主化现象，坚决地洗刷队伍中的犹豫动摇分子及异己分子，注意改善游击队的社会成分等。同时在游击队中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队伍中的领导者由最坚定的党员担任，提拔新的积极勇敢的干部。如杨靖宇针对南满磐石游击队中队伍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广泛地同党团员谈心，了解思想动向，鼓舞士气，批评队伍中的消极思想，处置了队伍中拒绝接受教育的不安定分子，说服了各种小队伍共同抗战。经过整顿，部队改编为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时已是焕然一新，斗志昂扬，可见队伍内部建设的重要性。
总之，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创建时期，其力量还十分弱小，党创建游击队的经验还很不足，故“尚不能在全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只是在运动中取得斗争经验和创造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条件”13。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思想应用于革命实践的伟大尝试，这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兴的革命力量，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与旺盛的生命力，逐渐使东北武装抗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为以后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战、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1《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931年9月2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71页。
2《中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1931年10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81页。
3《满洲省委关于广暴五周年纪念与冬荒斗争工作大纲》，（1931年11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535-536页。
4《满洲省委关于目前东满群众斗争形势与党的任务、工作方针问题对东满特委的工作》，（1932年2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549页。
5《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1932年3月31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58页。
6《成湘同志关于满洲目前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争与党在群众中的工作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4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589页。
7《中央满洲省委巡视员关于东满工作的报告》，（1931年），《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9-127页。
8常好礼：《东北抗联路军发展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页。
9《访问录选编》，（满洲省委及吉东特委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存，1981年11月。
10《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信》，（1932年8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621页。
11《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信》，（1932年8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622页。
12《满洲省委关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的决议》，（1932年8月4日），《中共满洲省委重要文件汇编》，第613页。
13《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10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