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立群
东北抗日联军在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文化工作，把搞好部队的文化生活和宣传舆论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既是在抗日斗争中提高部队文化水平，活跃部队生活，增强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同时对团结教育其他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抗日联军在东北各地游击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注意创办革命报刊，将其作为鼓舞官兵斗志、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的有力武器。
在南满地区，最早创刊的报纸是《红军消息》。最初，报纸近似传单，内容比较空洞。1933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在给磐石中心县委的信中对报纸提出具体意见：“1、红军消息里面，应当多多反映红色战士的生活和英勇作战的情绪，要更多吸引并鼓励红色战士投稿；2、要多多反映人民革命军帮助并组织群众分粮减租抗税抗债的斗争情形；3、要多多反映群众热烈拥护人民革命军的情形；4、要登载各地群众拥护并募捐援助人民革命军的消息。”并指出，只要能够好好地做到这4点，就能达到每个红色战士和群众以及反日义勇军部队里的战士，愿意读并且抢着读红军消息的目的。①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政治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把《红军消息》改名为《人民小报》，报纸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报纸不但受到干部战士的欢迎，而且还散发到村屯老百姓那里。许多群众不识字，党团员就根据报纸内容，向群众宣讲，使游击区抗日群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增强了抗日救国胜利的信心，积极地以人力、物力支持游击队。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中共南满省委成立后，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积极扩大宣传舆论阵地，创办了《南满抗日联合报》。抗联一军还针对多数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看报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创办了《人民革命画报》。每期画上一二幅宣传画或漫画，或者是连环画，以新闻事件为内容，再配以文字说明和人物对话。这种画报传播新闻直观形象，有文化的读者和没文化的读者都能看。
在南满游击区，先后编辑出版《东边道反日报》、《东边道反日画报》、《人民革命军报》、《列宁旗》、《青年义勇军》、《救国青年》、《东北公众义勇画报》、《反日画报》、《北支画报》、《南满救国画报》等多种报刊。这些报刊的内容很丰富，有党的文件，有宣传军队英雄事迹的报道，有揭露日伪统治罪行的漫画，形式生动活泼，很受欢迎。
在东满地区，抗联二军及地方党的组织也先后编印一些报刊。游击队时期有《两条战线》、《斗争》、《战斗日报》等报刊；成立人民革命军与抗日联军第二军后，又创办了《战旗》(1938年冬改为《列宁旗》)、《反日周刊》、《人民革命报》、《人民革命画报》、《中国报》等报刊。这些报刊多用朝、汉两种文字，印数由百余份到上千份，在第二军的党团员、干部、战士及游击根据地群众中广泛散发。通过这些报刊，介绍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传达党的指示，传播抗日战斗的胜利消息，总结战斗经验，为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教材。
抗联第四军和第五军活动的吉东游击区也创办了一些油印小报，用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干部战士。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和抗日游击队于1932年7月创办《绥宁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分别派人参加办报。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在穆棱县成立。1934年2月，吉东局书记孙广英派赵志刚、黄秀珍夫妇二人到穆棱县一处很隐蔽的小房子编印《反日报》（后改名为《吉东战报》），他们既是记者，又是编辑，身兼多种工作，采编、刻印、发行，都是自己干。报纸内容主要是报道党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和抗日游击队打击敌人的情况，并改编敌报上的言论消息，把反面报道改为正面新闻背景材料，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谣言，坚持正面报道我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
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建立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吉东省委秘书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救国周报》、《前哨》，并编印识字课本、政治常识课本等，用中文、朝文、日文3种文字刻版油印。秘书处的工作条件很差，没有桌凳就用木桩架上木板代替，木墩就成了凳子。就是这样，刊物的封面、节日的报纸报头，都用套色油印。
1937年8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第三期报道了“七七”事变，版面增加到6个。在文艺副刊上连载了美国名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第四期是套红的“九·一八”纪念号，这期报纸特设专栏“论坛”，发表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一文。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经常给报纸撰写评论和搜集、提供信息。1937年12月底，周保中赴饶河县参加中共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期间搜集了国内各地抗日斗争的许多信息，抄下来请人带给吉东省委，转给《救国报》刊登。
在北满游击区，抗联第3军和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中共北满省委也都曾创办报刊。1935年1月，哈东游击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第三军政治部创办了哈东《人民革命报》，并附出画报。报纸油印，每期四版，有消息、言论，内容充实，时效性强。如1935年5月4日出版的哈东《人民革命报》第二期，一版头题是社论《纪念红色五一劳动节》，全文300多字。一、二和三版刊载10多条新闻，均为地方新闻。如筹备成立哈东人民革命政府、延寿青年建立反日义勇军、第三军与汤原游击队会师等等。第四版是国内新闻，报道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捷报等。
1939年4月，中共北满省委成立，同时决定撤消北满联合军总司令部，以抗联三、六、九、十一各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其总指挥部。省委常委李兆麟任总指挥。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成立后，曾创办报纸《北满救国报》。在创刊号发刊词和编后话中，报纸提出自身的任务是：努力成为北满抗日人士的喉舌，消除“孤陋寡闻”现象，戳穿日寇的谣言，从而动员各界人民共赴国难，彻底驱逐日寇出中国，实现最后胜利。
1939年6月，中共北满省委创办了一份32开油印刊物《统一》。该刊的任务是“动员北满党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在伟大的中共中央战线的周围,成为党的忠诚的捍卫者”。该刊开始只限师党委以上负责同志阅读，内容也多是省委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通信等。1940年5月以后，该刊内容增加，阅读范围扩大到基层支部和党员。第一次伯力会议时，抗联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等，即于同年6月，在《统一》第7期刊载。这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在极端艰苦的林海雪原与日伪军奋战的北满地区抗日军民。
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主办报纸的地方党组织和部队政治宣传部门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发动群众读报用报，建立通讯员网络，号召大家给报纸提供新闻线索和积极投稿。1934年3月1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给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党团员同志的信》中要求部队政治部专职人员和广大党团员都要“担负起经常的向人民革命报社投稿的责任”。②1934年4月1日，中心县委在《关于县委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要求：“（1）责成各地区委、支部及部队政治部和连排宣传干事，每周都要写出一篇稿件，报道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士兵生活情况；（2）决定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内设置人民革命报支社。” ③1933年入冬，日伪反动军警对磐石“大讨伐”，抗日根据地报社印刷所遭到破坏，报社秘密转移到官马镇的葫芦头沟，印出的报纸由一名汉族发行员和一名朝鲜族女同志负责分发。再由各部队交通员和地方党组织指派的地下工作人员负责发行到部队基层、各村屯及敌占区。
东北抗联部队既是一支战斗队伍，又是一支有文化的队伍。抗联部队领导人有很多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韩光、李兆麟、冯仲云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冯仲云毕业于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数学，是很有名的教授。于天放是清华学生；张甲洲先在北大，后来到了清华。吉东省委秘书长姚新一精通英语，他曾经翻译《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这些优秀领导人的领导下，东北抗联部队和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十分重视部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
抗联部队的文化教育主要采取创办学校和在队学习两种形式。创办学校主要在游击根据地或密营办学和随营办学。抗日联军十分注意教育和培训干部，抗联三军在汤旺河、伊春河深山里建立了军事政治学校，五军很早就建立了教导队、教导团和研究班，一、二军在东南满设立了随营学校，并在密林里设立了军队和地方合组的军政学校。在南满和东满的游击区，为了帮助军队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学习文化，各地办了一些小学与儿童俱乐部，对少年儿童进行免费教育。在北满的哈东游击区，党组织和抗联曾在珠河县的太和北沟建立了革命小学。1935年1月，又在蜜蜂园子办起了小学校。在老五区街上、双城九区板子房等地办了两所贫民学校，接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学校里还设了儿童团青年干部轮训班。抗联第三军干部李兆麟、赵一曼、周伯学等经常到学校讲课。
部队学习文化是东北抗联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从农村出来的战士文化水平很低，抗联就办识字班，教他们认字。从游击队时起，连队就成立识字班，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时学习文化知识。在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第二军，杨靖宇、魏拯民等主要领导人都亲自教战士识字和讲授有关知识，为了便于学习还编了文化课本。除将文化学习列入训练计划外，还经常利用行军休息间隙，组织战士学习，使许多不识字和文化较低的战士、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抗联第四军的文化学习由军部秘书彭施鲁担任教员，他根据绝大多数战士不识字的实际情况，从简单的字开始教，学员们用树枝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在打松树籽补充给养时，他教战士们一边打树籽一边练加减法。在北满地区的抗联第三、六、十一军等部队的文化学习更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连队的文化组包括有识字、壁报、读报等，凡是当抗日军1个月以上的队员，至少可以学会四五支歌曲。不识字的队员首先学习已会的歌曲里的生字，有时因为纸墨笔的缺少,每个战士就拿一根树枝，在沙土上、雪地上学字绘画。还经常练习写标语口号,在木板上、石头上、路边电线杆上、树上写标语口号。如果日伪军驻在河下游的时候,抗联战士就在上游用木板写上标语口号漂下去。1937年初，第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二师主力先后到达依兰东部地区，在那里建立起了后方基地、医院、服装厂、印刷所等后方机关。队内还成立了识字班和娱乐会，活跃官兵的文化生活。“八女投江”中的冷云原先是小学教员，在第五军后方秘书处工作时，就担任文化教员，教识字。她自己编写课本，当时没有黑板、粉笔，她就扒下大树皮，用木炭在白净的一面写字，有时也在桦树皮上写，就这样教战士们认字。
办壁报、读报和讲话也是学文化的一种方式。壁报的内容有时事新闻、政治军事知识、捷报、游戏、歌谣、画报、卫生、青年、指导员生活、地方工作情形。壁报每月至少出两次。每个战士，尤其党员、团员更积极投稿，提高写作水平。在作战过程中，某部队的胜利消息和英勇作战事迹，也能很快在报纸上登载，传达到战士中去。每次接到抗日救国报、宣言、传单、军师的通讯，在行军休息的时候，或利用饭后或战斗空隙，读给大家听。
东北抗联各军都创办了一批印宣传品和文化课本的小型印刷厂，各级党委和部队印刷了大量的报刊、传单、标语及其它读物，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活跃军民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联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抗联指战员是乐观向上的。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抗联部队普遍开展文娱活动。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严寒的冬季,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在枪林弹雨中，大家唱歌跳舞，鼓舞士气。这些活动，既使年轻的战士们在紧张残酷的环境中增强了斗争的信念，又使他们丰富了文化生活。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有各种娱乐晚会、革命歌曲演唱会、行军打仗中的现场鼓动。
抗联部队每逢会师或整训时，都举行文娱联欢会，各族干部战士欢聚一堂,有唱歌、舞蹈、曲艺、话剧等节目。如1935年秋，人民革命军第一、二军各一部在那尔轰会师时，第一军战士演出了杨靖宇亲自编写的一段表演唱；1936年冬，抗联第一军在宽甸县四平街密营里整训时，军长杨靖宇亲自编写了话剧《王二小放牛》，并组织战士演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第二军中由于朝鲜族同志较多，他们大多能歌善舞，每逢部队会师或集训，都会举行文娱联欢会。汉、朝两族干部、战士欢聚一堂，演出独唱、合唱、舞蹈、曲艺、活报剧等文艺节目，庆祝会师或战斗胜利。平时也会利用战斗间隙、行军、宿营休息等机会，随时随地进行唱歌、跳舞、扭秧歌、讲故事、说笑话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吉东地区的抗联第四、五、七军也经常举行文娱晚会和军民联欢会。在联欢会上，干部战士共唱革命歌曲，自编自演小活报剧。1938年三、六军部队西征途中，每经一处，留守部队和西征部队举行联欢会。时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张中孚的日记中也有不少记载，如：“夜里留守部队唱歌欢迎，总部方科长唱京剧，每个人也都唱了各种歌曲”；“下午6时召开娱乐会，会场上精神非常兴奋，气氛亦颇热烈。有唱革命歌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小调的……”④所有这些活动,都体现了抗联指战员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抗联部队还演出小型的话剧、歌剧。抗战4周年时，他们演出了话剧《还我河山》。他们还用缴获敌人的留声机播放歌曲。这些都鼓舞大家的斗争情绪。
抗联指战员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创作许多革命诗歌和歌曲，流传下来的就有数百首之多。这些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写的歌不仅思想性很强，文采也很好，文学色彩很浓。《露营之歌》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该歌词真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抗联将士们风餐露宿的生活，反映了抗联战士团结携手共赴国难的英雄事迹。许多歌曲都是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创作的。如杨靖宇编写的《西征胜利歌》、《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歌》，李兆麟创作的《露营之歌》，抗联第7军指挥员李斗文编写的《军队纪律歌》、《中华民族联合起来》等等。这些歌曲，抗联战士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响彻在白山黑水之间，成为鼓舞士气、激励战士们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1937年夏，抗联第六军夜袭汤原县城，击退反扑的日军后，英雄的抗日健儿豪迈地唱起了阵阵歌声：“抗日志士，杀敌疆场，争独立，求解放，冒雪披霜，坚决抗战，山高水流长，宁战死不愿国家亡，不除日寇不还家乡……”
许多抗联战士在就义前也是引吭高歌，充分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气慨。抗联七军朱升玉等6名女战士，在风雪交加的深夜被日军押赴刑场时，她们迎着风雪，挺着胸膛，高唱着：“民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友的尸体，尸体还没有僵硬，红血已经染透旗帜……”
这些文艺作品高扬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描绘和反映了抗联将士们对祖国、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恨，以及顽强战斗、不畏艰难、坚定乐观、宁死不屈、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活跃了抗联部队的文化生活，更主要的是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英勇不屈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抗联将士们的斗志，表达了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心。他们的歌声像春雷、像号角，震惊沉睡的大地，唤起劳苦的人民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四
抗联的文化生活是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鼓舞和激励这支队伍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力量，发挥着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从而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抗联部队中，通过不断地进行文化娱乐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准，消灭了文盲，同时识字运动，以及各种活泼的娱乐不但起到消除战士的疲劳、提高战士情绪的作用，还达到政治水准的提高。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学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抗联各部队主要领导人都把政治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建军的基础和生命线。抗联的一些著名将领，不但具有卓越的军事天才，骁勇善战，而且都有很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周保中在回忆杨靖宇将军时指出：“靖宇同志的最大优点是专心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文艺和党中央的各种指示，把原理和原则和实际工作相结合。”陈翰章也是这样，他不但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钻研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历史掌故、文艺创作也有所长。1934年6月16日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对人民革命军如何在连队中加强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连队的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是人民革命军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指针。抗日联军为了不断提高战士的军事文化素质，始终坚持利用各种形式学习军事文化知识。1940年以后，抗联主力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训练教育，直到1945年7月底，部队干部和战士除有系统地学习党的革命历史和重要文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与战术著作，还系统地学习各种军事文化知识，在政治思想修养方面及革命文化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身体也有了很好的恢复，特别在现代化军事战术、技术、技能方面有较好的锻炼和收获。
其次，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鼓舞了士气，号召了群众。《南满抗日联合报》1937年8月25日“号外”一版头题刊发的社论《论中日大战》，首先分析了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进攻华北华东看其侵略野心之大。社论说：“中国常备军约300万，日军常备军不过25万，中国人口四万万五千万，日本仅四千万，中国胜利是必然的了。”社论摆事实讲道理，论据充分，鼓舞抗日军民坚定必胜的信心。《中国报》1939年6月16日出版的第107号报纸头题《三个月内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队伍战绩惊人！》总结了自1939年2月15日至5月15日的战绩。文中说：“由此足以证明东北抗日联军是百战百胜的救国铁军！在抗日联军威武前，自豪之日本皇军就变成豆腐军，满军是替抗日联军的送枪队！”该报还十分注意搜集关内八路军的战绩消息，用以鼓舞、激励抗联战士，坚定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就在同一期报纸上，还以《常胜的红军老将贺龙将军一战击溃日匪两个联队》为题，报道了贺龙将军率部与日军激战、“吃”掉日军的惊人战绩。日伪当局也深感这些抗日报刊的威力巨大，评论道：“就其宣传活动情况所见，南满省委又于抗联一路军总政治部内设立中国报社，以中国报为机关报，热衷于煽动、激奋士兵及群众之抗日情绪。” ⑤抗联将士还将抗联第一军军歌寄给法国巴黎《救国时报》，向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该报编辑非常感动，立即登载，并加按语，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种舆论宣传唤起了全国人民对抗联精神的赞许及其对抗联战士的强大声援。此外，抗联的这种文化宣传还面向伪军，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兴京（今抚顺市新宾县）的一次战斗中，当抗联战士们唱完《四季歌》后，伪军马连长带领全连士兵投奔革命。《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共产匪团以共产主义学说吸引了众多的经济匪归其统辖，因而经济匪几乎绝迹，而政治匪异常活跃。常常集结数百人乃至千人，袭击日军驻屯的县城，攻村破镇”。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①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第9页。
②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200页。
③《磐石党史资料》第2辑，第196页。
④《张中孚日记片断》，《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194、20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吉林省档案馆编：《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8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