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杰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历史地承担起领导东北抗战的重任，成立了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抗联已发展壮大为十一个军、4.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当局。从1938年起，日军疯狂地“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党组织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领导东北抗联艰难地与日军抗争。为保存力量，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进行合作，加紧进行野营集训，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不懈努力。
从1938年起，日军逐渐增调军队，充实关东军实力，对东北抗联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据统计，1938年兵力50万，1939年达70万，1941年兵力已号称百万1。日军确定了一整套详细的讨伐计划：在军事上进行大扫荡，与当地的军警宪特相结合，采用所谓的“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空袭等战术，对抗联进行军事进攻与搜索；政治上一面进行残酷的镇压，一面进行政治诱降，分化瓦解抗联内部；思想上的诱降活动表现在用金钱、美女等手段分化瓦解抗联部队；最为残忍的手段是在山区实行“集团部落”与“经济封锁”政策。动用武力把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强行迁到日伪在平原地带修筑的“集团部落”，严格施行保甲、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监控人民群众的言行，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严禁以物资供给抗日联军，实现“匪民分离”，以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日军疯狂地“讨伐”与经济封锁政策的实施下，抗联部队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他们处于日伪的围追堵截之中，面临着饥饿与严寒的威胁，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2。为了奇袭敌人或摆脱敌军包围，常常连续几天、十几天乃至几十天在深山密林里穿插前进，他们吃树皮、草根等，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行军作战。可以说东北抗日联军是以当代人类最低的生存条件，进行历史上罕见的残酷战争。抗联部队损失严重，兵力锐减。仅在1937年伪三江省的大“扫荡”中，抗联二军军长王德泰、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等一些重要干部及无数战士英勇牺牲。与此同时，抗联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谢文东、程斌、关文吉等叛变投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这种严重困难局面的形成，除日伪进行疯狂“讨伐”外，还与东北党组织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不无关系。党对东北党组织及抗战的领导一直处于多重领导状态之下。1932年以前，是在上海的中央局领导之下，中央虽由上海迁入苏区，东北党组织还同上海中央局保持联系；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党组织的工作便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领导。而代表团内部实际上是以王明、康生为首的“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掌握实权。共产国际七大后，做出了变集中统一领导为分散独立领导的领导方式。为此，中共代表团积极推行此路线，1935年末，将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分别成立了珠河、磐石、吉东、东满四个特委，实际上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吴平由中共吉东特委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号召与指示。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也断绝了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从此，东北各党组织之间缺乏统一领导与密切配合，抗联部队各自为战，常常遭到日伪军的各个击破。
为改变抗联的困难处境，继续坚持抗战，东北党组织开始采取新的措施：
首先，在反“讨伐”过程中，东北党组织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特点，分别实行西征、分区作战、联合远征等具体的作战策略。如为开辟和发展新的抗日游击区，打通被敌分割的抗联各军和各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抗联部队发动西征。然而西征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连遭敌人围追堵截，损失严重。1936年，抗联第一路军曾发动两次西征都未达到目的，部队损失惨重；1938年春，第二路军西征时也是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孤军奋战，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故事便在此途中发生……西征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1938年“队伍之损失达十分之九左右”3。虽然西征途中困难重重，然抗联领导人仍率领战士顽强地坚持斗争，也发生过令人振奋的奇袭日伪军的战斗。如1938年6月在杨靖宇、魏拯民率领下，在蚊子沟附近伏击日伪军，一举歼灭号称“满洲国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一个营。其它各部队也在西征中袭击敌人据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通过东北党组织针对“讨伐”制定出具体的作战策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遭到敌人围歼，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抗联的困境。
其次，整顿抗联队伍，加强内部建设。东北党组织一直重视党内建设，在内部思想发生动摇之时，及时进行整顿。在抗联进入艰苦斗争阶段时，一部分思想不坚定的分子开始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足，甚至发生投敌、叛变、逃亡的事件。如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在部队中散布悲观论调，宣称可以在险恶的情势下，运用灵活的原则，允许同敌人暂时妥协，以图再举。他秘密会见日本特务头目小林、齐腾，并与他们达成投降协定。周保中得知后，于1939年1月6日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决定将关书范开除出党，并通告各部随处捕捉，就地枪决。“自处理关书范企图叛降事件以后，第五军依方部队根本得以稳固”4。此后，对叛徒宋一夫、曲成山等事件也进行了严肃处理，这对于整顿内部、稳定军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巩固党的领导，加强部队内部建设，周保中1939年4月起草了《关于吉东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指出应该重新建立和巩固党的组织，同时在党内与军队内部清洗一切不良倾向与驱逐坏分子。还针对许多党员干部牺牲而面临的干部缺乏状况，认为应该培养新的干部。通过及时整顿队伍，加强内部建设，才使抗联在艰苦的阶段仍以不屈的斗志顽强奋战。
第三，率领队伍越入苏境，寻求帮助。其中一种情况是为了保存实力，希望得到远东军的帮助而入苏境。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在敌人残酷围剿下，抗联无处可躲、无粮可食，面临着“是否能继续存在”5的严重考验。一些党内领导人很早就有越境寻找帮助的想法。1938年1月，赵尚志率戴洪宾、祁志中各部在萝北一带作战失利，退入苏境，遭到远东军的囚禁；第七军1939年冬遭到日伪军重兵围攻追击，在粮食被断绝3天的情况下，领导人彭施鲁率部进入远东，以求保存余部……可是党内对此问题出现纷争，党内大多数领导认为越境问题关系到中央路线，怕随意过境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在当时与中央断绝联系、得不到指示的情况下，他们暂时决定，凡未经组织批准随意过境的，无论何种理由，都受到严厉处分；另一种情况是为寻找中共中央关系而越境。随着同中央失去联系以至斗争环境的恶化，抗联各部为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尽了一切努力。1938年1月，周保中代表吉东省委过境到达远东吉兴（今比金镇），设法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设在那里的联络站，可惜联络站早已取消，此行并未达到目的，但与远东军军官“大山”6取得联系。4月双方达成初步协议，抗联向远东军提供日军的情报，同时得到远东军方面武器支援。5月，由于大山死于车祸，抗联领导人寻找中央一事遂告搁浅。
抗联在艰苦的斗争时期，虽然东北各党组织努力采取措施坚持抗战，但在日伪军对抗联部队的围剿打击下，第一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等重要干部相继牺牲，一路军大部瓦解；二路军主力在吉东等根据地无法立足；三路军也是举步维艰。抗联部队损失严重，到1940年以后，抗联兵力已减至一千人左右。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如何领导剩余的抗联部队，将东北抗战坚持下来，是摆在中共东北党组织面前的一大难题。
抗联同远东军进行合作是在抗联面临着困境且与中共失去联络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正如周保中、赵尚志所言：“今年冬季（1940年）若无最有利的外部支援，那么情形的严重性和失败的可能，是我们事先估计到的”7。为扭转这一严重困难的局面，抗联领导人已尽各种努力迫切地寻找党组织，同时也希望得到苏联远东军的协助。然而在1939年以前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一直持冷漠的态度，甚至发生过囚禁赴苏求援的抗联第二路军领导赵尚志、戴洪宾的事件。直到日军连续在苏蒙边界制造哈桑湖与诺门坎挑衅事件，加上德国已于1939年夏开始进攻波兰，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才逐渐对抗联部队热情起来。苏方表示给予抗联武器、设备等支援，同时也希望通过抗联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因此将关押一年多的赵尚志等释放，对在乌苏里江西岸活动的崔石泉、王效明等部队也开始给予少量的武器援助。
与此同时，抗联各部队也希望在远东军的帮助下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问题。自从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各党组织处于分散状态，互不听从调遣，甚至处于相对立的矛盾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各路军的统一作战。为此，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曾亲赴苏联伯力，表示希望在苏联的斡旋下，召开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东、北满党的统一合并及二、三路军的统一问题。另一个是赵尚志问题。由于赵尚志受远东军派遣返回东北后，以“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向各部队下达指令，这引起其它各部的不满。中共北满省委认为他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有“左”倾机会主义严重倾向，开除了他的党籍。赵本人受到处分后也要求通过远东军帮助解决他的党籍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远东军方面负责人应诺的情况下，召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于1940年1月24日在伯力召开会议。抗联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得以平静下来，互通有无，讨论今后的斗争方略与远东军合作等问题。第一次伯力会议虽然没有达到吉东、北满省委统一的目的，但关系有所缓和；解决了赵尚志问题，将其调到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确定抗联在游击战争中“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8的策略方针，实行战略转移。因此，远东军的帮助使抗联领导人认为“联共党同志—我们长兄，伸出兄弟友谊的手要自愿地来直接援助我们，这真是东北人民之福。”
在讨论与远东军合作的问题上，苏方代表提出一个将抗联和中共分开的提案，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此意图受到抗联领导周保中等人的坚决抵制。他们坚决反对这个提案，强调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两者绝不可分开的原则，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的整个性”10。经过讨论，双方达成协议，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条件下”11，抗联临时接受苏联党和远东军工作指导的新关系，建立苏联边疆党、并指定王新林12为联共边疆委员会和远东军方面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和抗联进行固定联系。抗联为远东军提供日方的军事情报，苏方给予其必要的援助。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互相协助的关系。但抗联领导人认为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13，仍然迫切地渴望同党中央取得联系，来指导抗联的具体工作。但在还未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前，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同远东军进行合作。
会后按照伯力会议精神改编了部队，将第一路军缩编为一、四、七三个支队，第二路军缩编为二、五、八三个支队，第三路军各军缩编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14。部队经过初步整编之后，人员虽然锐减，但政治情绪稳固、思想坚定，组织和纪律更加严明。在游击活动上以保存实力为主，特别是在敌人最容易活动的冰雪季节，避免与敌人接触。这些原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扰乱了敌人的部署。同时抗联各部还积极向远东军方面发回电报，汇报敌情，无线电联系十分密切。抗联部队也得到远东军方面少量的支援，一般只限于电台、电池、货币或少量收容因作战负伤而过境的伤员。然而在许多方面，合作关系并非尽如人意。远东军方面不仅对周保中等抗联干部的紧急求援置之不理，甚至连执行侦察任务的抗联部队的必需品也得不到满意支援。东北抗联的困境并未因与远东军进行合作而得到扭转。
三、为维护抗联独立性原则的抗争
同远东军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本应该给予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抗日力量以支持和援助，但它却带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曾试图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消抗联。而抗联领导人却能在失去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不为所惧，勇敢地同其抗争，从而保存了抗联的旗帜，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尊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对抗联归属问题的抗争。1940年下半年，苏联西方战线紧张，为确保东方战线的稳定，开始同日本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签订和约，避免发生冲突。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抗联归其领导。为达到此目的，在1940年11—12月，远东军方面召集抗联各路军领导人到伯力参加会议，谎称将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使抗联领导干部满怀喜悦与兴奋之情进入苏境。而事实令他们大失所望，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完全是远东军方面编造的，抗联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在此期间，王新林提出对抗联的领导关系问题，建议抗联应归联共统一领导，并单方面提出《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抗联领导人立场坚定地认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并郑重表明，“东北游击运动按着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15，东北党组织必须按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
其次是关于王新林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的争论。远东军方面提出取消东北抗日联军原来的组织系统与远东军结合，并且提议“由王新林同志来公开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16，周保中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改变抗联性质的问题，指责远东军的所为不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不尊重抗联的独立性，据理力争，严加驳斥。由于共产党人与王新林等人争论不休，共产国际对其悬而未定的争论加以裁决。结果，同抗联联络的王新林调离现职，委派新人担任抗联联络员。远东军方面就远东军个别人过去的错误主张向抗联同志承认错误，一再申明“不干涉中共党组织”17，同时对周保中等共产党人的原则性表示钦佩。正是由于此抗争，才不致使抗联在最困难的时期被远东军合并，维护抗联的独立性。
第三，关于远东军方面私自调走野营内部抗联人员的问题。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越境参加伯力会议的抗联部队不能返回东北参加抗战，虽然抗联领导人深表不满，但还是顾全大局，在保证东北党组织独立性前提下，表示尊重远东军的决定，暂不把主力派回东北，可必须保证以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南北野营整训后编入远东军序列，成立远东军独立步兵第88特别旅，抗联仍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在此期间，抗联坚持东北抗日斗争是以派遣小部队为主要形式，执行侦察等任务。其中一种是由苏方直接派遣抗联人员，另一种是苏军指定任务，由抗联自己派遣。苏方常常不经抗联领导人同意，直接从抗联抽调人员，据统计，到1943年6月，远东军从南北野营和教导旅内先后派遣的小部队侦察人员共有213名未能归回原队。而且对执行任务的抗联人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经常不允许携带武器，这种无条件冒险的方式使大多数抗联人员牺牲在战场。抗联领导多次同远东军方面交涉，认为不经抗联党组织同意私自派遣，这种有调无回的方式是逐渐“减弱东北抗联的基本力量”18，要求远东军方面必须改善组织方式和派遣条件，特别要保证他们同游击队和中共党组织原有的组织关系紧密、不间断。抗联领导人通过此种斗争，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制止此事的发生，但使一部分抗联人员得以归队，从而保存了抗联的实力。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捷报频传，在苏联整训的抗日联军加紧操练、制定计划，加强战前准备；同时在配合苏军反攻东北战争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一，及时改组东北党委会，拟定行动纲领，对反攻东北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为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东北党委会统一抗日联军的思想，1945年7月末，对东北党组织进行组织改造，成立新的东北党委会，将其设在长春，下设7个地区委员会。党组织还拟定反攻东北的明确战斗纲领，即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参加东北的反攻作战，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为保证抗联指战员在战斗中的组织纪律性，东北党委会又规定了政治、组织、行动三方面的约法三章，要求抗联人员人手一册，党组织的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工作已先期做好。
第二，在苏军反攻东北前，党组织派遣抗联小部队执行先遣作战与侦察任务，他们及时、有效地传递情报、配合苏军作战。1945年7月下旬，从教导旅中抽调队员组成若干个小分队，侦察出日军的火力点、配合友军正面进攻、宣传与发动群众起义。如夏礼亭等七八人被派遣到宝清县东北方侦察公路两侧山地军事设防情况；8月初派到梨树镇北平冈附近执行侦察任务的孙鸣山、尚春和、金希宇特种支队，为苏军进攻的飞机指示攻击目标；参加空降的李明顺小分队，空降后在海林一带监视牡丹江一线日军布防和军队调动情况，及时通过电台向苏方报告，进行目标轰炸……此外，一直在原地坚持战斗的抗联小部队在接到周保中与远东军总部的指示后，执行着同样的任务。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及时、可靠的军事情报，苏军不可能在反攻日军中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的。这些都为苏军反攻东北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苏军正式对日宣战时，东北党组织及抗日联军在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远东三个方面军，从西、北、东三个战区同时进入东北战场，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抗联部队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以三种形式进行：一是抗联部队调到苏军中担任向导。这是一项十分危险与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熟悉东北当地的地理状况，而且必须要有灵活机智、不怕牺牲的精神。事实上，他们的良好表现为苏军对日作战立下了头功；二是东北一直做地下工作的抗联战士也组织武装部队，打击残余日伪军。共产党员王亚东、冯淑艳夫妇，1943年被派到穆棱泉河一带做地下工作。闻讯苏联对日作战，立即组织当地100余人队伍，砸开日军仓库，把物资分给当地群众，其后在泉眼河一带消灭300多日军，夺得全部武器弹药，最后和苏军一部的抗联人员会师19；其三是原被派回东北的先遣小部队，在配合苏军作战中也功不可没。参加空降任务的李明顺等人，除进行侦察任务外，还发动组织群众对撤退的小股日军进行缴械，在10天内就组织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配合苏军参加了牡丹江附近的对日作战。
第四，反攻东北后，迅速占据东北57个大、中城镇，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为建立党组织做准备。在战局发展顺利情况下，东北党委会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确定抗联部队的任务是：在随同苏军反攻东北时，迅速抢占几十个战略要点，接收东北。因为国民党政府为抢夺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的果实，早在1945年6月就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东北设立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机关，但苏方要求国民党部队必须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才准进来。为夺取东北，抢占战略据点，抗联领导以苏联驻军负责人的名义，乘飞机、汽车到各大、中、小战略点，并在那里任苏军副司令，秘密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其中周保中率抗联战士占领长春，并且发展了人民武装数万人；李兆麟等进驻哈尔滨市，冯仲云进抵沈阳等……其它的各大战略点，抗联战士也是捷足先登，完全占据。为保护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东北抗联改称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执行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使命。抗联指战员在9月终于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且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派大批干部和军队到东北，10月20日，东北党组织周保中等干部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移交了组织关系，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东北抗联扩充起来的人民自卫军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共同作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在东北抗日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的艰苦阶段，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仍能以各种形式坚持抗战，率领抗联主力进入远东苏联境内整训，从而保存了抗联的骨干，为重返东北战场积蓄了力量。抗联后期的光荣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作者单位：辽宁社科院党史所）
1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2《访问录选编》（周保中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所存，1980年10月，第208页。
3《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9年10月12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143页。
4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1939年3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5周保中：《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
6少校，苏名林久升金，曾任苏第十五军侦察处第二股长等职，后死于车祸。
7《周保中、赵尚志给王新林同志信》（1940年6月21日），中央档案馆，周卷6第8：4号。
8《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所，1980年10月，第209页。
9《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载《中共满洲省委文件全宗汇集》第48卷1328号文件。
10《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载《中共满洲省委文件全宗汇集》第48卷1328号文件。
11《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信》(1940年3月24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131页。
12即瓦西里的谐音，是远东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由于与抗联最初取得联系的人叫瓦西里，后来远东情报部几易其人，抗联始终称其为王新林。
13《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信》(1940年3月24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131页。
14《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所，1980年10月，第209页。
15《张寿狠、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12月20日），载《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1248号。
16《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日），载《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第1267号。
17《政治问题讨论案》（1941年5月6日），载《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甲27－121页。
18《对于当前几个关系问题的提议》（1941年4月），载《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8卷1342号文件。
19参考：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