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洪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地区，特别引起苏联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在苏联担负着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方针和向国内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任务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党和抗日武装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领导。特别是在对东北地区形势分析、制定政策和策略方面，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随着共产国际指导思想、政策、策略的变化，中共中央的政策和策略也发生转变，即由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转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也是逐步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争策略方针的过程。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九·一八”事变引起东北地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不仅广大东北民众的反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表示愤慨，要求反日。东北各地区义勇军反日斗争风起云涌，关内关外建立了许多反日救亡团体。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也违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武装斗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东北地区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适时地发表宣言和主张，要求加紧领导和发动民众和士兵的反日运动，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开始有意识地把领导反日武装斗争提上主要的工作日程，工作重点逐渐由过去局限于几个中心城市的狭小活动范围，走向广大农村和抗战地区，去发动、领导和影响反日游击战争。当时战斗在前线的东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为开展反日斗争也搞过一些统一作战、配合作战之类的形式，这表明东北党的组织开始摸索转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以便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这一探索和尝试是极可贵的。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干扰，中共中央虽然提出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目标，但还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正确的策略方针，结果失去了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显示军事力量，并且“要求各国的党积极地为保护苏联而斗争”。① 中共中央也不顾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事实，提出“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任务，这个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②
特别是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东北各级党组织造成了混乱，而且还在组织上改组了中共满洲省委，从而给东北地区的反日斗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北方会议”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的任务”，③还特别强调“‘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④在“北方会议”的错误影响下，东北党组织不是高举反日救国的旗帜，实行反日武装的联合，以进一步推动和领导反日武装的斗争，而是以创造工农红军与苏维埃的口号为中心在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攻击一些反日义勇军的上层领导人。这就脱离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背离了广大民众的抗日要求，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的党组织“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最中心的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⑤
这种情况说明，就党的上层领导来说还不懂得“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已经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不懂得当时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要求党能够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口号和策略方针，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与重新配置斗争的力量。“九·一八”事变以后，从1931年到1933年初所形成的数量极为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溃散虽然有诸多原因，但由于共产国际和东北党的组织未能及时配置力量和提出恰当的策略方针去吸引和领导这些抗日武装走上健康的轨道，恐怕不能说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因。
由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使东北地区的反日斗争遭到严重的损失，因而“左”倾错误路线在斗争实践中受到一定的抵制。经东北党组织的负责同志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共产国际反映， 1932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过“东方会议”，认为“事变后满洲政情激变，与中国本土趣旨迥异，特别在革命意识尚很幼稚的满洲，如组织红军或苏维埃，为时尚早。” ⑥
同年8月，共产国际第六届执委会十二次会议召开，在题为《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东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任务。指出：“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倡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⑦这表明了共产国际在策略上开始有所改变，特别共产国际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有了进一步了解和对东北党的态度有所转变。中共代表团也认识到，要想扭转东北地区反日斗争的不利局面，必须改变以往的错误路线，制定出适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路线和策略方针。于是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33年1月26日，给东北党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 “一·二六指示信”。决定在政治策略上用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代替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决定以号召群众一致抗日为目标，依靠组织基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吸引、团结和领导工、农群众，协调与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关系，力求联合抗日武装力量，结成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以组成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接到这封指示信，“满洲省委便如鱼得水，立即付诸实施。结果，促进了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新组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其行动更加活跃。” ⑧
“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推动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新高涨。 “一·二六指示信”的核心，是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东北的客观情况，该信指出：“我们党在东北的反日斗争中总的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⑨根据这个总策略方针，该信重申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二次全会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 ⑩该信分析了当时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状况，把它们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类型和第二类型中的一部分属于“有产者”的代表，如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王德林、唐聚五等人，能否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是实现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关键所在。因为这部分人，一方面受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和领导，依靠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受东北广大民众其及部下广大官兵的反日斗争的影响，且也为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参加抗日，具有不彻底性。因此，对其统战策略“主要是从下面和士兵组织下层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战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
11对于其它抗日武装，党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或搞上下层统一战线，或与之结成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等。由于该信分析了各抗日武装的性质、作用，并对其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使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实施有了具体的政策依据。
“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为实现党提出的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要注意处理好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核心是共产党领导，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日武装力量。这是在东北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基础。除此而外，我们还要做好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只有下层统一战线建立了，才能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任何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况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12为了实施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还“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3
围绕实现党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该信已经不再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而是突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压迫；不再强调各反革命派别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而是肯定了一部分有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不再单纯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作用，而是强调了以下层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上层统一的作用；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上，强调了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性。这些原则性的变化为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政策基础。“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及围绕这个策略方针而实施的具体政策，“给我们的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党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14
三、“六三指示信”——进一步贯彻共产国际七大方针，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不成熟的理论来源于不成熟的实践。“一·二六指示信”一方面对推动东北地区形成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有缺欠，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前途”。首先肯定地说，从无产阶级最终奋斗目标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东北地区反日游击战争刚刚开始之际，过早地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苏维埃问题，这势必冲淡当时党制定的反日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不但不利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广泛的反日武装统一战线，以迅速推动反日斗争的发展，而且在贯彻执行党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过程中也易于造成混乱。再如，不讲发动、团结、争取各个阶层的人士起来共同抗日，而只讲与各个抗日武装同盟的暂时合作问题；只强调要做好基层统一战线工作而忽视做好各个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对1932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会议”所造成的“左”的影响等问题，都只字未提。所有这些问题和缺欠都“给以后东北的党在领导东北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15这种不良影响一开始就体现在满洲省委1933年5月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所做的决议案中。在那份所谓《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决议案中，虽然批评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但仍然还是认为“目前主要的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 16之后不久，即在1934年2月22日，党中央还是认为“对于统一战线基本问题上，省委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17
这实际上是把统一战线限制在了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使其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结果使在贯彻抗日武装统一战线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偏差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在后来的实际斗争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和反复，使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34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大战的威胁迫在眉睫。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快建设起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法西斯势力的战争威胁作斗争。同年5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组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7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筹委会的信中指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 ，“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 18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反对法西斯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必须广泛动员工农及各阶层人民，组成强大的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各国共产党应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制定自己的统一战线策略，建立自己的统一战线政府或人民战线政府。大会还通过《共产国际诸任务》，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尤其应当执行这样的方针和策略。
根据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方针，经中共代表团集体讨论，由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交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看过后表示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于同年8月1日发表。此前的6月3日，中共代表团形成了指导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纲领性文件《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也称王康指示信）。这封信，虽然以王明、康生名义发出，但它不是王明、康生两人形成的文件，而是共产国际政策和策略转变及东北反日游击战争实际需要的产物。1934年5月期间，正是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成立的时候，中共代表团也正在讨论东北问题。“一·二六指示信”发表后，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收编和团结了许多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并且和他们的领导人组建了“联合司令部”，“联合指挥部”，共同对日作战，形成了南满、北满、东满和吉东四大抗日游击区。在这种新的大好形势下，要求东北党继续克服“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巩固和扩大抗日武装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我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但这时，党的“左”关门主义错误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二六指示信”一方面对推动东北地区形成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有缺欠，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前途”。 19
“六三指示信”改变了“一·二六指示信”里“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实现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的提法，直接地、明确地提出“实行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 指示信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指示信提出“不应机械的背诵过去四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在是要普遍的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批评了过去以所谓上层勾结为由而解散联合指挥部或司令部的错误。“一·二六指示信”把当时的义勇军归结为四种类型，对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以外的各类抗日武装的共性认识不够，强调其不同的政治色彩，因而对上层领袖采取揭露、孤立、打击、排斥的政策，提出反对上层勾结的口号。指示信指出：“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是顺利于下层群众工作的进行。”指示信正确地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上、下层关系，上、下层统一起来，协调行动，才可以防止两种对立倾向的发生；指示信提出“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大会，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的名称，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或者制定“临时作战协定”。
我们都知道，在东北没有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反日武装的军事联合。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系统就是在东北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指示信还提出在具体运用文件时不能就要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指示信还指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统一战线的主动者”，“不要只等待人家来找我们联合”，对“统一战线的纲领不要太高”，只要是真正抗日就可以，并且提出不投降不卖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作战到底四个条件。
指示信对于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贯彻指示信后，东北党开始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1936年1月下旬，赵尚志、李延禄、李兆麟、夏云杰、冯志刚等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抗日游击总队，联合谢文东、李华堂等领导的东北反日民众军，在汤原吉兴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与此同时，周保中、王德泰等也在宁安镜泊湖召开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委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与汤原联席会议一样，都在实际上促进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1936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团又根据《八一宣言》关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20的建议，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统一名称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 中共代表团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明确提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及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游击队。此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队伍自1936年2月至1937年11月，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十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标志在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
“六三指示信”对于促进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的主要内容符合东北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但还缺乏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又由于中共满洲省委撤消后，没有另行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代表团又远在苏联，也难以直接及时领导东北党的组织及各个抗日武装的活动，给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武装反日斗争发展和变化同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变化紧密相连，“一·二六指示信”和“六三指示信”是指导东北地区武装反日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是共产国际政策和策略变化的产物。不成熟的理论来源于不成熟的实践。尽管“一·二六指示信”和 “六三指示信”中的有些提法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或不妥，但总的讲这两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各个时期对于东北党的组织领导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
①《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四期。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420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③《关于接受中共北方会议的决定》，见中央档案馆等：《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54页，黑龙江省出版总社（87）黑出管字第390号。
④《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等：《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36页，黑龙江省出版总社（87）黑出管字第390号。
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4月版。
⑥《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内部印刷，第323页。
⑦《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85页。
⑧《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内部印刷，第325页。
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4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⑩《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4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1《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4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2《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48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3《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48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4 魏维凡：《关于一二六指示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 第48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5魏维凡：《“九一八”事变前后党在东北领导的革命运动》，见《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第48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6《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7《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26—12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9《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及全体党员的信》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48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2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