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 骅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一支极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探讨抗联后勤工作经验，对于深入研究我军后勤工作史，以历史为借鉴，加强和改善后勤保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的历史，从1931年底延吉游击队成立开始，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结束。在此期间，我们党先后独立创建了数支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武装，这些部队均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因此，我们在论及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历史经验时，自然涵盖所有这些由我们党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历史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敌强我弱、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后勤工作采取的是取之于前线的方针。所谓“小米（炒面）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是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与我军以往历史上的后勤工作完全一致。纵观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我军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打击敌人，二是抓后勤补给。在抗联所有军事斗争中，绝大多数战役和战斗是为了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这说明，抗联的生存与发展对后勤的依赖性非常大，后勤工作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我军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战役战斗的规模与胜败，也关系着东北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对此，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指挥机关均给予高度重视，地方和抗联部队党组织为了解决后勤补给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

早在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即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提出组建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满洲省委和地方党部“加紧贫民自卫队的组织，一直走向夺取地主武装……建立游击队”。

1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要“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栈与运输，解除敌人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2这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党组织关于东北我军建军工作和后勤工作最早的指示。由于后勤工作地位重要，在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召开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后勤工作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得到高度重视。譬如，东北抗联的《指示纲领》，就对给养问题作了较详细规定。在抗联《十大要义歌》中，有三大要义与后勤工作有关，即“枪械弹药，生命相辅，注重武器，爱惜公物，我军人第六要义”；“抗日军，人民代表，爱护民众，不犯秋毫，我军人第七要义”；“起居谨慎，饮食清洁，讲求卫生，衣物整洁，我军人第十要义”。3这《十大要义歌》与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极为相似，成为抗联部队铁的纪律，人人必须严格遵守。为了加强党对抗联后勤工作的领导，一些抗联部队还在后方办事处、被服厂、医院、军械厂等机关“建立起党支部，严密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全体党员在艰苦奋斗中发挥先锋作用，做群众的模范”。4从抗联的各级领导到普通战士，不仅重视后勤工作，而且人人都要模范执行后勤工作任务。由于当时分工不明确，后勤与军政合一，加之部队长期处于游击战的环境中，抗联将士既是指战员，又是后勤保障人员，从而形成抗联官兵一致、上下一心、共抓后勤的局面。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条件下，东北抗联全军抓后勤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建立后勤专门机构和队伍，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工作作风，为抗联军事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后勤工作的专业化，是部队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强有力保障。由于抗联队伍较小，装备落后，加之日伪疯狂“讨伐”和奴役，多数抗联部队尤其是早期成立的义勇军、游击队，没有也不可能设置专门机构和足够力量来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只能实行军政后三位一体的做法，使得部队不得不用极大精力来解决吃饭穿衣等生活问题，甚至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对部队战斗力产生不利影响，并由此带来巨大隐患，导致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丧失。在抗联部队中建立专门的后勤机构，引起抗联部队党组织和指挥员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譬如，各地抗联部队指挥机关设置了后勤处、军需官、副官长、副官等，尽管机构和职务名称不一，其主要职责是负责部队的后勤工作。当然，这些机构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据文献记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后勤处（部），是东北我军最早的后勤机构，也是沈阳（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前身。为了做好抗联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各级后勤工作人员不怕流血牺牲，有许多同志为国捐躯。譬如，东北我军第一个后勤处长韩震，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后勤处（部）长。他不仅积极完成自己分管的后勤工作任务，还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抗日力量的工作中，付出心血直至生命。“1936年3月2日，韩震在桓仁仙人洞头道岭子召集地方武装领导人研究成立一师四团之事，被日本守备队发现包围，几次率队突围均未成功，不幸中弹牺牲”。5韩震是东北抗联首任师级后勤处（部）长。解放后，当地政府在韩震牺牲地为他树立一座墓碑，供后人凭吊缅怀。在著名的“八女投江”英雄中，就有原抗联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1938年2月，抗联第十一军七星砬子兵工厂遭到敌人进攻，“兵工厂负责人共产党员胡志刚率领工人、战士进行反击。经一天激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杀伤大量敌人。翌日清晨，敌人再次进攻，并向山头施放大量毒气，企图逼迫工人、战士投降。但工人、战士们毫不动摇，誓与兵工厂共存亡。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胡志刚等50余名工人、战士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捐躯”。6韩震、安顺福和胡志刚等抗联英雄为东北我军后勤战线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克服困难，白手起家，千方百计为部队提供后勤服务，是东北抗日联军后勤战士创立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抗联部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抗联部队后勤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些部队先后创建了枪械修理厂、被服厂、野战医院等机构，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顽强战斗，想方设法，不断探索，创造了不少奇迹。譬如，1932年，中共延吉县委创建的赤卫总队，“在石人沟建立了一所地下兵工厂，除修理破旧枪支外，自己设计制造了‘辣椒面炸弹’，后来还制造出了杀伤力较大的‘延吉炸弹’”。7 1933年3月创建的和龙游击大队，“在神仙洞建立起兵工厂，修理枪械，制造长矛大刀，后来发展到制造长枪和炸弹”。8一些枪械修理所不仅“能修理各式步枪、手枪，子弹有弹壳可更换引火帽，还能制造不十分精巧的单发手枪（别力弹）”。9在延吉、珲春、汪清、安图4县游击根据地，“被服厂有4个，共有工人36名，缝纫机有25台，各式服装都可以缝制。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全军的军服都是自制的，在东北各个抗日部队中是军容最整齐的。延边一带许多抗日山林队做衣服都到人民革命军被服厂来做。根据地内还设有医院，一种是治疗轻伤的临时性医院；另一种是设在比较安全的深山密林地带治疗重伤的医院。有七、八名医生。”10有的医院还配备几名护士，照料重伤员。抗联部队的野战医院在缺医少药、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大多采用自制中草药救治伤病员和当地百姓，受到抗日军民的赞誉。抗联一军在天桥沟设立的野战医院，至今遗址尚存。抗联野战医院条件均十分简陋，我们可以从一首抗联歌谣了解到野战医院的大致情况：“抗联医院不简单，条枝软床稀乱颤，松树桦皮当天棚，绿草青苔当地毯。伤员们，铁打的汉，没有医药不呻唤，一日三餐吃不饱，伤口没好上前线”。11歌谣不仅真实地描绘了抗联野战医院的具体情况，也充分表现了抗联英雄们不畏艰苦、英勇顽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汤原帽儿山，兴建了被服厂。被服厂的抗联女战士团结一致，克服许多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这所被服厂还兼作护理伤员工作。她们在医生指导下，精心护理，协助医生使伤员很快康复，重新走上抗日战场”。12此外，一些抗联部队还创办了印刷厂、军事学校等，编印报纸刊物及其它宣传品，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人才，为抗联部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自1939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处于极其困难的局面。为了打破敌人封锁，解决部队给养，抗联第七军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自耕自种解决部分给养。该军第一师、第三师补充团与第五军三师九团派部分队员在几处密营开垦几十块荒地，种植玉米、萝卜、马铃薯，得到一定收获，为解决冬季给养起到一定作用。抗联第七军的经验，引起东北抗联各军的注意。1940年1月，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推广第七军的做法，提出“在活动的区域中选择秘密的地方，进行自耕和代耕，加强粮食储备，以防止粮源断绝”。13

三、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和依托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抗战，是做好抗联后勤工作的主要方法，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1934年2月22日，《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主要目的是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壮大我军实力，最终战胜敌人。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队即着手建立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工作。进入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各地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并陆续建立反日会等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这些地方政权和组织在支援抗日联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抗联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一些游击区和根据地，我抗日民主政权还制定实行一系列后勤保障政策。譬如，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委会于1935年10月1日发出《通告令》，规定“在政府区内民众按其（农作物）收获量之1/10，应纳军粮”。在珠河抗日游击区，“由部队和农委会、反日会统一征收反日特捐、地亩税。地亩税是按照统一累进税办法征收。20垧以下的不收。实际上贫农、中农无税。不少地方，如三岔河一些地主自动纳捐交税，因向我军纳捐交税之后，其它部队不敢扰乱，他们的财产反而得到保护。根据地内实行减租政策”。14在依兰，“为了解决军需供应、经济来源……还采取了征收土地税、木材税、车马税、鸦片税及反日特税等办法补充部队的活动经费及军需供应，使全军指战员能够按规定发到一定数量的津贴，改善了部队的生活”。15 “磐石根据地群众开展募捐劳军活动，做战旗、毛巾、袖章赠送抗日部队。”161935年12月29日，由抗联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程斌负责建立的宽甸县四平乡抗日民主政府，是我们党在辽东地区建立的较早的红色政权之一。17它为抗联一军在天桥沟地区设立军部、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抗联一军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据调查和记载，四平乡政府在支援抗联部队方面，主要做了五方面工作：其一，建立堡垒户，掩护抗联将士；其二，设立交通站，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其三，为抗联部队筹集粮食、棉衣、食盐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至1936年秋，乡政府共筹集粮食百余石，猪、牛、羊百余头，送往天桥沟、羊洞沟、阴雾沟等抗联密营”；18其四，秘密招募新兵，及时补充抗联兵源；其五，协助抗联部队打击敌人，安置抗联伤病员和死难烈士。

为了保存自己，分化瓦解和消灭敌人，抗联部队还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开展对伪军警、伪官吏、地主武装、抗日山林队的政治工作，使得这些人在暗中支援和掩护抗联，并为抗联部队提供后勤补给。在团结抗日力量方面，抗联部队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譬如，为了争取伪军警和伪政权的支持，杨靖宇将军曾指派人员与集安老岭东岔村副甲长等人结为拜把子兄弟，“利用‘在家礼’（三番子）活动形式争取了双岔河伪东大营”。19这些伪军和伪甲长不仅为抗联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资助很多粮食和弹药，为抗联部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 后勤工作必须在军事斗争支撑下才能发挥巨大作用。在人民群众处境极为艰难、自身困苦的情况下，更要注重通过军事斗争解决后勤补给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证明，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在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大量缴获战利品，是解决抗联战斗力和后勤补给的重要渠道。在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14年斗争史上，除了抗联后期进入苏联境内得到外援以外，我军后勤补给基本上是靠自己解决的。在当时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困难很大，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但后勤工作的最大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粮食和枪支弹药紧缺，药品与被服匮乏。抗联官兵为做好后勤工作尽了最大努力。但进入1938年前后，由于一些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渐丧失，抗联后勤保障工作面临极大困难，远远不能适应作战和生存需要。其中，粮食问题最为突出。譬如，各地抗联队伍经常连续数天粒米未进，有时“一连断炊20余天”，“只得靠野菜、树皮充饥”，“许多战士饿昏、病倒”。20到1940年3月，抗联第一方面军“在敌人跟踪追击中，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许多战士躺倒就再也起不来了”。21饥饿与严寒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和士气，甚至成为军心动摇、部队溃散的主要因素。在抗联部队后期军事斗争中，几乎所有战斗都与夺取粮食和武器弹药有关。为了夺取粮食，部队不仅要付出巨大牺牲，而且会因此暴露目标和行踪，引来大股敌人“讨伐”，使得抗联部队经常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1940年7月1日，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在《致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指出：“今年度我军的粮食及用品是非常缺乏，只是靠袭击大村落及小城市来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我们除了冒险的袭击村落之外别无其他方法，但在袭击村落时，定要付出不可估价的负伤或牺牲。由于得不到粮食时，经常是三五天净吃山中野菜，所以逐渐的造成了队内思想的不稳”。22弹药方面，由于抗联部队自身加工制造弹药能力极为有限，战事又极为频繁和残酷，弹药消耗大，补给极为困难。通常情况下，抗联部队只能把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补充渠道。抗联部队通过无数次大小战斗，确实从敌人手里缴获到不少武器，譬如，1933年底，饶河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袭击虎林县城战斗，缴获步枪70多支和一批粮食、衣物。1934年11月，密山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攻打密山县城战斗，共缴枪100余支，子弹万余发和大量越冬物资。1935年11月，抗联一军在柳河黑石头白刃战中，缴获长短枪150支，迫击炮1门，炮弹8发，子弹3000发及大量军用品。231937年8月，抗联第五军、第八军在孟家岗伏击战中，共缴获马枪220支，轻机枪10挺及其它战利品。1939年8月，抗联第三方面军在大沙河之战中，共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支。24尽管抗联部队采取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通过袭击敌人获得不少枪支弹药，但战斗中的大量消耗，远远不能适应作战需要。尤其在抗联部队自身弹尽粮绝情况下，要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必然要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譬如，1932年10月，“为解决部队的御寒物资，（巴彦）游击队突袭东兴设治局……游击队遭到内外夹击，激战3天，被迫退出东兴城。战斗中，赵尚志左眼负伤，夏尚志左腿负伤，30余名战士牺牲，部队受到很大损失”。25东满各县反日游击队“在夺取武器的战斗中，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表现勇敢机智，其中有不少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26 

五、从东北高寒地区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大胆探索，创造出我军后勤工作的奇迹。在东北抗战时期，抗联将士创造我军后勤工作史上的多项第一，如东北我军第一个后勤机构，第一个野战医院，第一个被服厂，第一个枪械修理厂等等，已经载入东北我军后勤史册。此外，抗联将士们还学习借鉴当地群众和其他抗日武装的实际经验，结合我军具体情况，创造了多项奇迹。譬如，抗联密营山洞的修建和利用，开了八路军冀中地道战的先河，27也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坑道作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抗联地窝棚、地窨子等密营，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所借鉴和效仿，在形制上几近一致。抗联部队食用和推广的炒面、炒豆食品，也为抗美援朝战争所借鉴，甚至成为志愿军主要食品之一，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联部队在东北高寒地区开创的一些野战宿营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的历史教训也是比较深刻的。第一，抗联后勤工作异常困难，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抗联将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一条教训。导致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后勤工作难以保障。抗联的实践证明，后勤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是我军的一条生命线。后勤工作有了保障，部队战斗力就强，就能打胜仗。反之，则被动挨打，生活艰难困苦，士气低落，甚至导致部队瓦解和失败的严重局面。第二，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抗联部队没有能够建立可靠稳固的根据地，部队没有可靠的后方。第三，在游击作战条件下，抗联各部队和游击区不相连接，“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不联系，常受敌人各个击破”。28由于抗联各部队分散作战，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和后勤供应体系，后勤工作同军事斗争一样，只能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强大合力，也无法合理机动配置后勤资源。第四，有的抗联部队采取不当做法筹款筹粮，招致群众误会，甚至产生敌意，教训也值得记取。譬如，1932年末，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原巴彦游击队）在东进途中“发生了违背民族政策缴鄂伦春猎人武器的事件，使部队遭到鄂伦春人的连续追击，队伍被打散，大多数队员离队回家”。29

东北抗日联军后勤工作的历史经验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军事斗争的新形势下，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加强和改善我军后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联后勤英雄们的光荣传统，在总结借鉴抗联后勤工作历史经验、记取教训的基础上，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做好新时期我军后勤保障工作而奋斗。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1《中共中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1931年10月12日。

2《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1932年3月31日。

3《东北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三辑，辽出临图字〔1993〕第69号，第119－120页。

4《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16页。

5《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4页。

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61页。

7《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94页。

8《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96页。

9《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4页。

10《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4页。

11《东北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三辑，辽出临图字〔1993〕第69号，第154页。

12《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68－269页。

13《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414页。

14《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7页。

15《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82页。

1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21页。

17《中共丹东地方简史》，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9－30页。

17《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6页。

19李重勤：《打开南北大门》，《党史纵横》1995年第2期，第30页。

20《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62页。

21《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81页。

22《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致中共代表团的信》，1940年7月1日。

23《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06页，第153页，第179页，第309页，第343页。

24《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309页。

25《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08页。

2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97页。

27参见刘启发：《东北抗战开了地道战之先河》，《党史纵横》1993年第9期，第25页。

28《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反日游击部队的信》，1935年6月。

29《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