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惠宇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从最初组建反日游击队到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成立，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正如《高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谈话纲要》中所言：“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占领满洲以后，当满洲各地的中国人民举起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的时候，在满洲的高丽人民都纷纷参加了抗日运动。在许多地方的抗日救国运动中高丽志士成为中坚的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丽的先进人士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国人民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高丽志士曾为中高人民的共同利益流了鲜血的写下的光荣斗争历史的民族英雄们不可胜数。” ①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有许多朝鲜籍指战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政首脑的金日成、金策、崔庸健等人。他们为了完成自身民族的解放和光复祖国，同中国人民一起顽强反击日本侵略者，在战斗中用鲜血凝成了深情厚谊。
朝鲜是亚洲最先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朝鲜人民为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迁居中国东北。朝鲜移民大多定居于靠近中朝边境的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林、辽宁两省毗邻的东边道地区及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朝鲜民族主义者也把抗日斗争的舞台转移到了中国的东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强占中国东北并将其霸占为殖民地。中国人民和在中国的朝鲜人民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共同命运，日本侵略者成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头号共同敌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包括已入和未入中国国籍者在内，共有150万人左右。此前，1928年朝鲜共产党解散后，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融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长期以来一贯实行离间中朝民族关系的反动政策。为了加强中朝民族团结，促成中朝民众联合抗日，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联合发表的《告中韩农民书》和《告中韩青年书》，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离间诡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领导下，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如果中国被日本完全占领，他们不仅谋取朝鲜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将会更加困难，而且还将使他们目前存身的最后一块土地完全失去，而直接参加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事业扫清道路。因此，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旅居中国东北的其他朝鲜爱国主义者，同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一道，拿起武器，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去，并且成为东北地区反侵略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联名向“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发出《告群众书》，号召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手起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解放，并指出“只有这个是你们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实际的帮助朝鲜革命！” ②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要求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帮助地方党部“深入贫民中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的行动，加紧贫民自卫队组织，一直走向夺取地主武装……建立游击队”。
中共东北各级党组织派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到有革命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的各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各地的党、团省委的巡视员和各部门干部，都极力呼吁中朝民众停止自相残杀，消除隔阂，联合抗日。在做中朝农民和青年工作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还派人到东北军王以哲等部和溃散的东北军官兵中去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宣传动员工作，从前民族隔阂较大的地区，中朝农民之间的感情日趋融洽，溃兵和义勇军滥杀朝鲜族民众的事件得到遏制，中朝两大民族联合抗日氛围日趋形成。这时，许多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农民，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工农义勇军和其他抗日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朝鲜籍中共党员杨林赴吉林磐石，组织中心县委以原来的“打狗队”为基础，发动汉族、朝鲜农民群众建立游击队。1932年7月杨林离开时，南满游击队已初具规模，近二百人的队伍中“绝对多数是朝鲜族革命的农民” ③，这支队伍就是后来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在东满地区，1931年冬，朝鲜共产主义者召开了明月沟会议，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参加了会议。他针对东满以朝鲜居民多，而且中共党组织中朝鲜籍党员亦占多数的状况，指出：“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④随后，金日成在安图组建了反日游击队。与此同时，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都成立了中韩反日游击队，其中一些游击队甚至是以朝鲜革命者为主组成的。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农工义勇军和稍后编成的北满地区珠河反日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吉东地区的游击队、密山民众抗日军等部队中，朝鲜革命者也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1933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满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信》中正式提出在东北建立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还针对在东北的朝鲜人的现状提出特殊的口号：“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号召“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⑤“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在东北各地传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部队不断扩大与发展，逐步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在延边和辽、吉两省边界各县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募集游击队员时发表了《告中、高民众书》，号召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联合抗日。在人民革命军的战斗行列中，尽管绝大多数部队以汉族指战员为主体，但朝鲜籍指战员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7月7日，中国东北四省抗日救国总会高丽民族委员会在满朝鲜祖国光复会发表《告高丽人民书》，号召朝鲜侨胞“共同努力赞助中国抗日长期战，反对伪满汉奸走狗，赞助东北四省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创立各地祖国光复会社，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组织抗日游击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一同中国人携手合作，打倒日本强盗帝国主义，谋取吾朝鲜民族自下而上之最后出路。” ⑥
在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参加东北抗日部队的朝鲜爱国战士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将士的阶级兄弟和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一支国际主义的抗日部队，是中朝人民联合抗日部队。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组建抗日武装伊始，采取的是各族人民（包括朝鲜人）混合编组方式建立军队，没有按照民族区别单独编制。这种编组部队的方式，在长期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是行之有效的，这就使得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能得到中朝两国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在以朝鲜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后改编为抗联第二军）中这一情况尤为突出。据1935年2月统计，在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第一、二、三、四团中朝鲜人的比例分别为4/5、1/4、4/5、1/2，随着对其他反日部队（如史忠恒部、李三侠部等）的收编，中国人的成分有所增加。⑦这支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活动时就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朝鲜人多的地方或到朝鲜境内活动时则以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进行活动，从而第二军内的朝鲜人，一面执行为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特定任务，一面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支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东北人民革命军同时履行了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使命和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反满抗日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使命。”⑧1936年，为实行向中朝边境发展的战略意图，同时与战斗在南满地区的由杨靖宇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靠拢，实现两军协同对敌作战，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三师在师长金日成的率领下，自延边地区移师西南，向抚松、临江、长白进军，沿长白山麓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时进出朝鲜，打击日本侵略者；该军第一师进入敦化、桦甸、?江（今靖宇）一带活动；该军第二师仍在绥宁地区同东北第五军协同对敌作战。
在抗联内部，无论是在中国人中还是朝鲜人中，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中朝抗日队伍分开。1936年3月12日，中共吉东省委在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中，提到党中央主张“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并主张在党内让“韩国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但共同区委或县委，在县委或特委下应成立一个韩人工作部”⑨。在朝鲜革命者内部，也有许多人“主张要把分散在抗日联军各部队的朝鲜青年全都调回来编成一个大集团军，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去”⑩但这种观点受到具有远见卓识的抗联领导人的反对。金日成对中朝两国抗日部队联合作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今天，我们向国境地区和国内挺进的目的，是更好地完成自己在朝鲜革命中担负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挺进到国境地区去，就削弱同中国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共同斗争。过去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共产主义者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组织和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当然，今后随着形势的成熟，朝鲜人民革命军应该单独进行活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还是不能这样做的。”